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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都是被帶壞的?談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張明宜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我的孩子很乖,都是交了壞朋友才變成這樣的!」
我們常常在社會新聞中,看到父母在孩子上了新聞版面時聲淚俱下地這麼說!

然而,這些父母是否想過,如果每個孩子都是被帶壞的,那麼,是誰家的小孩在帶壞別人家的小孩?

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思考朋友網絡裡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兩種不同的面向,前者近似「物以類聚」,後者則類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青少年抽菸,都是被朋友帶壞的嗎?圖片來源:https://goo.gl/sZpQBR。

「物以類聚」,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們常常觀察到一群有相似特質的孩子群聚在一起,例如一起抽菸。這當中可能有些孩子是先抽菸,然後結交了一群同樣抽菸的朋友;也可能有些孩子在結交了會抽菸的朋友後才學會抽菸。

如果是前者,抽菸的孩子結交了一樣抽菸的朋友,這是友誼網絡中的「友誼選擇效果」,友誼關係的建立是基於兩個人間具有某些共同點或相似性,就是所謂的「物以類聚」。

若是因為交了抽菸的朋友才學會抽菸,那麼就是友誼網絡中的「同儕影響效果」,是我們常說的「近朱者斥、近墨者黑」,可能因社會學習,透過觀察、模仿而習得,也可能迫於團體規範或同儕壓力而習得的。

以圖一為例,若我們以圓點代表個人,紅色為抽菸者,白色為非抽菸者,線條表示兩人間具有友誼關係。那麼,A與C在時間點2結交為朋友很可能是因為相似性選擇,而D在時間點2開始抽菸,則可能是受到抽菸同儕C的影響。

圖一:朋友網絡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影響友誼選擇的因素:結構機會與個人偏好

首先,結構機會指的是兩個人是否有機會接觸,進一步結交為朋友。住在相同社區、搭同一班公車或捷運上下學,這是地理空間的接近性帶來的機會;就讀同一所學校、參加同一個教會、進入同一間公司等等,則是組織場域帶來的接觸機會,這都是個人所處的情境脈絡結構帶來的接觸機會。

在這個脈絡中有哪些人,就決定了個人有什麼機會接觸到什麼樣的人,例如,孩子在學校中被編入一個新班級中,班上的10位同學中有3人會抽菸,那麼,當其他因素完全不影響友誼選擇、友誼交往是完全隨機時,他在下一個時間點結交到一個朋友時,可能有3/10的機率會結交到抽菸的朋友。

其次,個人所鑲嵌的網絡結構與位置,同樣形塑了個人的交友機會。個人愈是位處在網絡團體核心的位置,愈是容易受到團體所約束,友誼關係因之較容易侷限於所處的團體之中;而愈是處於網絡邊陲的人,團體的約束力愈小,愈可能向外尋求建立與目前團體異質的新關係。

以圖一為例,E、H、G、I、J形成一個小團體,在這個小團體中,大家都是不抽菸的人,以E和H相比,H因為和小團體中的多數人為朋友關係,處在這個不抽菸同儕團體的核心位置,E則是只有H這個朋友,相對的處在團體較邊緣的位置,兩人相較,H因為擔心這些朋友對他的看法,就下個時間點而言,H比E更不可能向外尋找結交新的朋友,E向外結交新朋友的機率較大,可能因此結交了抽菸同儕。

除了所屬的團體脈絡結構外,另一個影響友誼選擇的關鍵因素是個人偏好。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喜歡與自己相似的人建立關係,因為和自己相似的人比較容易理解,溝通協調容易、也較能預測對方的行為,對方也因為這種相似性,比較容易支持自己的觀點與行為,這種共同點能夠讓關係兩端的個人可以更快了解彼此,降低互動成本,也因此,相似的人比較容易發展出友誼關係,我們把這樣的相似性稱之為「同質性」,「同質性」實際上就是一種自我選擇,是個人依據自己對某項特質的偏好來決定交友的對象。

同儕的影響:友伴特質與結構力量

而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父母覺得我的孩子都是被帶壞的,在友誼網絡文獻中,我們稱之為「同儕影響」,這主要指的是「友伴的特質與行為,透過網絡關係而改變個人的行為」。以「友伴抽菸」這個朋友特質來看,如果是看到朋友抽菸也跟著學抽菸,這是社會學習;如果是朋友笑他連抽菸也不敢,因而學會抽菸的,這就是同儕壓力的影響。

如同「友誼選擇」,「同儕影響」同樣也會受到個人所處脈絡的結構力量所牽制,前面我們曾經提到,若個人位處於同儕網絡的核心位置,個人的行為愈是受到網絡同儕的規範,愈是位處於網絡邊緣,則同儕團體的規範力量愈是薄弱。同樣的,以E和H相比,H因處在不抽菸的同儕團體核心位置,團體規範的力量極大,因此,H在下個時間點要改變為抽菸者的機率,相對的也比低E了許多。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力量同時在強化友誼網絡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再回到圖一A、B、C這個小團體,可以看到,在時間點1時,A和B是朋友,而B和C也是朋友,可能因為常常去找B,A和C有更多機會接觸,也因此,在下一個時間點,A和C就容易變成朋友,像這種因為共同朋友的影響而結交了新朋友,我們稱之為友誼網絡的遞移性,如圖二所示。

圖二:友誼網絡的遞移性 さらに20語

Paper

贏在起跑線,敗在怕輸蝕?

「不,我們要再玩一局。」五歲多的女兒澄澄上幼稚園高班後,開始接觸需要一點策略和規則的桌面遊戲(boardgame),例如大富翁、UNO,和有「以色列麻雀」之喻的Rummikub等。剛開始跟她玩時,她輸掉了的話會發點小脾氣甚至哭喊:「我不要再和爸爸玩啊⋯⋯」到後來經驗多了,知道輸掉一局還可以下次翻身的機會,就纏著要不停玩直至起碼勝了一回合才罷休。 さらに10語

育兒

論預習:搶先一步還是消磨興致?/山地媽

讀者跟我提到有家長揠苗助長,送子女全科補習,實為預習,今年學明年甚至後年的東西。小孩天資聰敏學得來,可是回到學校面對原本的課程,就失去學習興趣,眈天望地睡懶覺,反而變成操行問題。

我也有類似經驗。我考會考其中一科是電腦,不過讀中三時家中沒有電腦,之前也甚少接觸。怕升上中四後會因為不懂操作電腦而被同學取笑和追不上進度,於是趁中三那個暑假成功爭取家母買電腦,並報讀了社區中心的Pascal編程入門班。(按:Pascal編程和電腦基本理論各佔會考課程一半)

社區中心超小班教學,而且沒有像學校那樣的功課測考綁手綁腳,進度很快,短短十多節課就學懂了許多(後來發現足足是學校編程課程的一半),九月開學我就充滿信心地上學去。

我是高估了學校課程的難度和進度,結果是整個中四上學期,我都覺得自己都懂了,聽老師講課好無聊,於是眈天望地搞破壞,例如偷偷把電腦室的滑鼠裡的小圓球統統挖出來。到了下學期,老師開始教我暑假時未「預習」過的東西,我上課不專心的情況就隨之消失了。

預習過度就既浪費時間(回到學校必須坐定定重新聽講),又擾亂學習的興致。在小學階段,如果沒有上課聽不懂的情況,實在沒有必要去預習。

路過補習社,見他們貼出龍虎榜,羅列旗下學生各自在校內的測考成績,往往有九十分以上者。九十分還去「補習」,不是浪費金錢時間是什麼?

我經常說,補習補習,是補其不足的學習。不願意落後於人是人之常情,可是香港家長不但把成績落後的孩子送去補習,寄望將勤補拙;同時又把名列前茅的孩子送去「補習」,實為搶先一步(甚至好多步)的預習,務求做到人上人。

連跳幾級考入牛津劍橋、十幾歲博士畢業那些資優天才,萬中無一,他們的慧根是與生俱來,鑽研知識的興趣也是自發,不是靠教快一年半年、送去越級考Flyers來炮製的。

幼稚園為了滿足家長對幼小銜接和報考直私等要求,往往把K3課程弄成小一程度,而且家長為增加面試和叩門勝算,會在校外報讀五花八門的補習班。最後讀直私的孩子其實只有三幾個,其餘上了官津小一的,就像少年山地媽上電腦課般呵欠連連,何必呢?

「贏在起跑線」、「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等觀念根深蒂固,於是有個笑話:讀幼稚園的趕著學小學的東西,讀小學的趕著學中學的東西,讀中學趕著學大學的東西,讀大學的沒什麼好學了,不過因為之前只顧學硬知識,都不懂自理和待人接物,那就好像幼稚園小寶寶般重新學起吧。

教育

孩子來快快樂樂大便囉:讀《今天?大便》

「我今天午餐後在學校大便了啦!」五歲多的女兒澄澄一臉自豪地告訴我。在旁兩歲半的弟弟一一也不甘示弱:「我⋯⋯我都有便便!」媽媽我聽了以後簡直要鼓掌:「這太好了!可以將身體不需要的垃圾排出來,感覺很舒暢吧。」

書評

【大學教育】真正的教者──側記高錕校長|周保松|輿論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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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8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運動。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運動,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青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1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及學運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著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這裡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唯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中大學生會有很長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八九年剛過不久,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裡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莊」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干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張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卻很少嘗試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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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距九七主權移交,還有四年。那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報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發展步伐。這個方案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雙方關係陷於破裂,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其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佈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29日發出聲明,指港事顧問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導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月30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有五十多位同學帶著橫額,遊行到中環恆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裡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六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月31日早上11時,高校長踏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著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著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著長隊等著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著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著群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就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對方「猜疑」及「弊多於利」。有學生批評高校長六十歲了還如此天真,竟以為港事顧問可以和政治無關。他回應說︰「你們說我太天真了,我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2論壇去到最後,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製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作為中方的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相片在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發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月1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著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再次訪問高校長,問他一年來做過什麼,他說沒有參加過任何港顧的正式活動,也沒表達過什麼意見。我當時為這宗新聞起了個標題叫「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4 報紙出來後,有個書院輔導長見到我,說你們這樣寫校長,難道不怕得罪大學嗎?我當時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真的沒想過。我那幾年辦學生報,雖然對學校有許多批評,但從來沒擔心言論會受到限制,也沒感受過來自學校的壓力。當時的中大,百花齊放。除了學生報和大字報,還有許多我們稱為小報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論大膽出位,放在范克廉樓任取。我們自己也知道,校內校外都有聲音,要求學校管制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終沒有行動。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來多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導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完。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過頭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1995年高校長宣佈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即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3

1993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1993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裡拿著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呆呆站著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著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哄,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辭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著。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醜相,讓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然後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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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5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大約是2000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這些同學是我大學生活中見過的最有理想最獨立思考也最關心社會的人。他們許多畢業後一直堅持信念,在不同領域默默耕耘,推動社會改革,並取得不同成就。

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幾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2009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所以能頂住重重壓力保護學生,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此,當年我們這群最「不聽話」的學生,今天才會那麼懷念高錕時代的多元開放和有容乃大。

說來慚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體會這點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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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十五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所患的病,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十八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著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著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1《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1993 ),頁15 。
2《中大學生》,第 88 期(1993年4月)。
3《中大學生》,第 88 期(1993年4月)。
4《中大學生》,第 92 期(1994年4月)。


圖片來源
原文載於《在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及關鍵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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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环保的利器--複合酵素

~南怀瑾說:“若要長生,腹內常空;若要不死,腸裡無屎”。每個人腸子裡都是有很多剩余的大便,想要腸子裡邊沒有大便, 就要常常清理它。道家有所謂“休糧辟谷”,所以才有“要想長生,腹內常空”的話, 一個人要隨時保持腹內的空靈,不要吃得消化不良,搞壞了腸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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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瘋狂爆粗罵老師的我/山地媽

今天,兩名浸大學生因為要求語文中心交代普通話豁免試評分標準,期間對老師爆粗,而被校方勒令停學。

我讀大學一年級時,有一門主修課我蠻喜歡的,上課時也很投入回答問題和參與討論。學期尾的功課要求二人一組,我的組員是二年級的學長。學長理應多點提攜指點我才是,可是他馬馬虎虎不聞不問,我倒是頗用心盡力去做功課。

功課由幾乎不露面的助教批改,派到我的信格時,上面打了個很差的分數,寫滿了密密的紅字,是一面倒的批評,大概是說我完全沒有用心去找資料,是個懶散無能的學生。

我站在系辦公室外,手緊緊捉住那份功課,雙眼盯住那堆評語,心裡覺得又生氣又委屈。同學路過,問我怎麼了,那刻我爆發了。我流住眼淚,用盡力氣和嗓門,把老師和助教的祖宗十八代都問候一遍,又把畢生學過的髒話罵了不知多少遍。

我忘記了,老師的辦公室就在信格旁邊,而她剛好就在裡面,我的一字一句,她都聽清楚了。

等我罵到喉嚨都啞了,她的出現嚇了我一大跳,我心虛地想,今次死定了。她著我進去她的辦公室坐下,可是沒有責備也沒有訓話,只是耐心地聽我訴說我的無奈和委屈。

後來那份功課的分數有沒有平反,我不記得,不過這次事件以後,那位老師又教過我其他一兩門課,給我的分數都不錯。畢業後,我因為報讀研究院而需要推薦人,這位老師欣然答允。

老師早已退休移民,這些年都沒有見面聯絡,不過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對老師的包容和諒解心存感激。

大學生雖然算是成人,但畢竟年少氣盛,需要的是師長的循循善誘,而不是動輒因為一句意氣失言而勒令停學。浸會大學貴為高等學府,連這一點也不明白、做不到,只懂用訓導主任式的責難來對付學生,難怪被外人戲稱為浸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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